第37章 困难重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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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普查工作全面铺开后，我才真切感受到在山区乡镇推动此项工作的艰辛。

那些在县城培训时想好的“妙招”，到了村里却屡屡碰壁。

大山镇所辖的17个村社中，有15个村分布在连绵的群山之中，唯有2个社区坐落在镇中心所在地。人口分布极其分散，有的自然村只有十几户人家，却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几个山坳里。不少地方至今未通公路，只能依靠双脚丈量。最偏远的马蹄村，连摩托车都难以进入，从镇政府出发要徒步四个多小时。

比山路更磨人的，是村社干部的文化底子薄。

我专门组织了两轮集中培训，手把手教填表、涂卡的门道，现场问的时候，个个都拍着胸脯说“懂了”“会了”，可一旦回到村里实际操作，却依旧错误百出，手足无措。

每次下村指导，都得把之前讲的再掰碎了讲一遍，等于从头来。

有的村干部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，更别提填那些列着几十项指标的普查表了。

石窑沟村的会计老王，年近花甲，老花眼严重，填写时总把数字看错行，让人既着急又无奈。

没法子，我只好带着经发办的老钱，挨个村进行“回头看”，蹲点驻守，手把手地纠正错误。一天跑三个村是常事，晚上回镇里，办公室的灯得亮到后半夜，对着一摞表格逐张审核。没撑到一周，我的嗓子便沙哑得几乎发不出声，一开口就疼，脚上的水泡磨破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

韩天明见我这副模样，叹了口气，递给我一盒润喉糖：“早就说这活儿不是人干的。实在撑不住，就跟张书记申请加派几个人手吧。”

我含着喉片，咽喉处灼热难当，却还是摇了摇头。镇上人手本就捉襟见肘，周委员如今已是一人承担双倍工作量，实在不忍再增添负担。

人手的困局尚未缓解，村民的配合度又成了新的难题。普查表中的“家庭年收入”“财产状况”这些指标，都是村民的“心窝子事”，谁都不愿实打实说。

厚坝村的李大哥，家里养了十几头牛，明眼人一看年收入就不下两万，可他攥着表格只说“八千块，刚够糊口”。

我蹲在他家牛棚边，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，从种粮补贴说到养老保险政策，他才稍稍松口：“林干部，不是我不愿意说，怕你们以后按这个收税啊。”

我赶紧解释：“李大哥，您放一百个心！普查数据是国家统计用的，跟税收、罚款半毛钱关系没有，都是保密的！”

为了让他信，我从包里翻出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，指着保密条款，一字一句念给他听：“您看，条例写得明明白白，普查员泄了数据要受处分，这是有法律管着的，不会骗您。”

就算这样，他还是半信半疑，琢磨了好一会儿，才吞吞吐吐报了真实收入。

比收入瞒报更棘手的，是计生政策留下的“后遗症”。

2000年那阵计生抓得紧，有些村民生了二胎，藏了好几年，连普查都不敢说。

石窑沟的张婶家，我跑了三趟，前两回都只见到她和大闺女，第三回刚进门，里屋突然传来小孩哭。张婶脸一下子白了，赶紧堵在房门口，支支吾吾说“是邻居家的娃，放这儿照看会儿”。

我没有当场点破，这种事在偏远山村太常见了，可这一瞒，人口数据的准头就打了折扣，愁得我夜里睡不着。

就在我满脑子都是普查表，连吃饭都在琢磨“怎么让村民吐实话”的时候，一封省城来的信，像一颗冰冷的石子，砸进了我乱糟糟的心。

信封是省农科院的牛皮纸信封，字迹娟秀熟悉，是苏玲玲的笔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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